公元263年8月，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昭发动了魏灭蜀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攻蜀。面对曹魏大军，姜维在沓中与邓艾交战后，晃飞诸葛绪，直奔东路抵挡魏军主力。而钟会大军在占领汉中大部分据点后，前进到剑门关外时 被回援的蜀军阻拦，僵持不下。曹魏征西将军邓艾则采用以迂为直的谋略，在魏蜀两军主力对峙于剑阁之时，自率精锐部队绕道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越过700余里荒无人烟的地区，凿山开路，奇袭江油(今四川江油北)。邓艾又在蜀汉腹地绵竹大破诸葛瞻、攻占涪城(今四川绵阳)，进逼成都。

面对这一情况，后主刘禅因邓艾兵临城下，选择向魏军投降，这意味着蜀汉的正式灭亡。由此，对于蜀汉来说，不过数个月的时间，就被曹魏消灭了。对于蜀国的灭亡，我们很难将责任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对此，在笔者看来，蜀汉灭亡，这三个人难辞其咎，也即都需要为蜀国的灭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一

首先，在笔者看来，这三个人分别是刘禅、姜维、诸葛瞻。一方面，就后主刘禅来说，无疑是导致蜀国灭亡的重要因素。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在诸葛亮病逝后，后主刘禅虽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不过，因为其继续任用了蒋琬、费祎等诸葛亮指定的人才，这让蜀国依然保持这比较平稳的局面。但是，景耀元年(258年)，不仅蒋琬、费祎等人早已去世，可以制衡黄皓的镇军将军陈祗也病死，这导致宦官黄皓开始干预朝政。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见黄皓肆无忌惮的擅摄朝政，启奏刘禅将其处死，但刘禅不同意，姜维见黄皓在朝中枝连叶附，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右将军阎宇又联合一些人打算废掉姜维。姜维对此感到非常害怕，于是请求到沓中屯田，不敢回成都。由此，非常明显的是，宦官对于蜀国朝政的迫害，忠良的压制，后主刘禅自然是难辞其咎的。

二

景耀六年(263年)，姜维听闻钟会于关中治兵，于是上书给刘禅调兵遣将以作准备，但黄皓告诉刘禅敌人不会来的，于是刘禅也就没当回事，导致蜀汉群臣都不知道此事。众所周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在司马昭发动魏灭蜀之战前，后主刘禅可以加强各地的战备，做好各处关隘的防御，就算不能改变蜀国灭亡的命运，但是，这也不会让蜀国连几个月的时间都坚持不下去。同年(263年)，魏国攻打蜀汉，霍弋听闻魏军来伐，打算前往成都协助防守，刘禅以战略已定，不听其建议。

等到成都失守后，镇守南中的霍弋身穿丧服，痛哭告祭三日。对此，在笔者看来，如果后主刘禅准许霍弋带兵前来救援的话，那么，等到邓艾兵临成都时，很可能要遭遇霍弋率领的大军，到时不仅蜀汉不会灭亡，很可能邓艾都要有来无回了，这将直接改变魏灭蜀之战的走向。因此，对于蜀国的灭亡，后主刘禅很可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另一方面，对于姜维来说，作为蜀国武将之首的大将军，同样是难辞其咎。姜维北伐，文学作品中称为九伐中原，是指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军姜维北伐曹魏的战争。《三国志》记载，238年—262年之间，姜维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连年征战，蜀汉的国力耗损过度。由此，非常明显的是，姜维连续多年兴师动众，在一定程度上损耗了蜀国的国力，也促使司马昭决定先消灭蜀汉，而不是东吴。

更为关键的是，在蜀汉后期，大将军姜维还命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延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护军蒋斌驻守汉城。又在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等地建立军营驻防。其实，敛军聚谷之法，弊大利小，等于是自弃险要，自拆樊篱。对此，在笔者看来，姜维改变汉中之地的防御策略，成为钟会可以迅速突破汉中防线的重要原因，也即这是一次失败的调整。

四

最后，除了刘禅和姜维，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也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蜀国的灭亡。公元263年，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奇袭阴平(今甘肃文县)，自景谷道攻入。面对邓艾大军，诸葛瞻带领尚书张遵(张飞之孙)、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羽林右部督李球(李恢之侄)督率军队前往抵抗，不过，诸葛瞻到达涪县后盘桓不前。对此，尚书郎黄崇多次劝他迅速抢占险要地势，不让敌人进入平原，结果诸葛瞻犹豫不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黄崇因为诸葛瞻的失策而痛哭。由此，非常明显的是，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的犹豫不决，促使蜀军延误了战机。邓艾长驱直入，蜀军前锋被打败，诸葛瞻退守绵竹。

在此基础上，在绵竹之战中，诸葛瞻又摒弃了占据险要地势，拖住邓艾的合理策略，反而主动和邓艾决战，这导致诸葛瞻率领的蜀军被击败。在绵竹之战中，诸葛瞻、张遵等人战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听说军败后，叹息说：“我们父子受了朝廷那么多的恩惠，而没有提早斩除黄皓，以致惨败，还有什么面目活下去呢?!”于是冲入阵内战死。虽然诸葛瞻父子最终战死沙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诸葛瞻在防御邓艾上的失策，也即诸葛瞻同样要为蜀国灭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总的来说，在笔者看来，对于蜀汉灭亡，刘禅、姜维、诸葛瞻三人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