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罗禅征伐

朝鲜方面准备了100名鸟枪手，哨官1名，通词(翻译)2名，旗鼓手、火丁48名，加上将领边岌，共计152人的远征军前往讨伐俄国。远征军在朝鲜边境的会宁“装束整顿”之后，渡过图们江，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宁古塔和沙尔虎达所部清军会师。当时八旗军有300名，赫哲军300名，朝鲜军100名。四月二十一日，沙尔虎达率700军队从宁古塔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在厚通江(即混同江，今松花江)遭遇斯捷潘诺夫率领的约400名俄国哥萨克，战役由此打响。

据边岌给朝鲜孝宗的报告中称：“臣到曰哈(地名，松花江口附近)始遇贼舡，大舡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船二十六只，似倭舡矣。” 而中朝方面的运输工具较落后，“小者仅容四、五人，四十只;大者可容十七人，二十只”。鉴于双方运输工具的巨大差异，边岌建议不和俄国军队在水中决战，要诱敌深入，凭借有利的地形消灭敌人。清军将领同意，“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令朝鲜兵“围以柳棚，列置岸上”，“依屏而放炮”，“连日接战，贼多中丸死”。俄国史料记载的战斗情况也是如此：“6月6日(俄历，公历为6月16日)与博格达大军遭遇，博格达(蒙古对清朝皇帝的尊称，哥萨克用此称呼清朝皇帝及清帝国)军带有各种火器——大炮和火绳枪。我们与该军交了火，博格达军的骑兵骑马、步枪架船与我们交战。他们用大型武器——大炮和火绳枪作战，他们向我船开炮轰击。他们从土筐垒的工事和土墙后面开火。”“许多军役人员受了伤，我们无法与这些博格达人继续作战了，因为库存的火药、铅弹均已用尽”。“他们打起仗来阵法娴熟，井然有序。”和朝鲜方面的记载基本吻合。斯捷潘诺夫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伤亡惨重，中朝军队乘胜追击，经8天战斗，俄军溃散，朝鲜军队无一人伤亡。这次战斗朝鲜炮手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次战斗也是有史书记载的俄国和朝鲜第一次接触。

五月十六日，中朝军队在建筑了土城以后回军，六月十三日回到宁古塔，随即边岌凯旋朝鲜。由于边岌获得胜利并“全师而还”，故朝鲜孝宗“特命边岌加资”。第一次罗禅征伐结束。

第二次罗禅征伐

第一次罗禅征伐之后，斯捷潘诺夫率残兵逃到黑龙江上游，在呼玛河口筑城，准备过冬。清朝决定彻底歼灭盘踞在呼玛尔城堡的俄国哥萨克，因此在1655年(顺治十二年)派明安达礼“自京师率师征讨，进抵呼玛尔诸处”。三月末，清军在当地原住民的配合下猛攻蜷缩在呼玛尔城堡的哥萨克，俄军据险死守，相持不下。最终，由于清军粮饷不支以及对俄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估计不足，在四月中旬撤退。因此斯捷潘诺夫一伙得以绝处逢生，继续窜犯黑龙江流域。

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廷派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征讨斯捷潘诺夫率领的俄国哥萨克。由于当时清朝主要兵力集中在西南地区对付南明永历朝廷，因此当地清军兵力仍然薄弱，而且筹饷也比较困难，于是再次向朝鲜求援。1658年(顺治十五年，朝鲜孝宗九年)三月，清朝使者李一先来到朝鲜，告知情况。《朝鲜王朝实录》记载道：“大国将发兵伐罗禅，馈饷甚难。本国亦当助兵，请自本国，赍五月粮以送。”于是，朝鲜政府“差北道虞侯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铳手二百名，及标下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个月粮往待境上”。

1658年(顺治十五年)五月九日，以申浏为首的朝鲜远征军来到宁古塔，这次战斗清军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船只载重有限，火炮威力小，不适宜水中战斗，没能全歼敌人。因此清军建造大型船舰，加强了火器攻势，船上配有各类型的火炮，每只船上都有朝鲜鸟枪手。关于中朝军队方面的武器装备情况，俄国史料记载：“博格达大军在过了松花江口的阿穆尔河上乘坐四十七条大船并带着大量火器装备，用大炮和小型火器进攻阿穆尔军役人员，他们从船上用大炮轰击”。人数上，中朝方也占优势，参加战斗的清军为1400人，朝鲜军队200多人，而俄国哥萨克为500多人。

此次战斗和1654年的战斗不同，因为中朝方准备完善。六月五日中朝联军在沙尔虎达的统率下从三姓出发，五日后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今同江市附近遭遇俄军，开始展开战斗。这次战斗比1654年第一次罗禅征伐更为激烈。为了全歼哥萨克，中朝军队乘船入水，先炮击俄舰，然后跃上俄舰，与俄军短兵相接。战斗持续了三天，俄国哥萨克的11只船中有7只被烧毁，3只被俘，1只逃跑，俄军头目斯捷潘诺夫被击毙，他手下270名“军役人员”被打死。清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伤亡320人，朝鲜军队伤亡37人，其中8人阵亡。这次战役也是以中朝军队获胜而告终。

战斗结束后，朝鲜军队没有马上回国，为了警惕俄国再向中国东北侵略，清政府要求朝鲜军队继续留驻，防守松花江流域，直到八月十三日才回到宁古塔。八月二十七日，申浏班师回朝，朝鲜孝宗嘉奖了他，特升嘉善大夫。后来申浏将他讨伐罗禅的事迹详细记录在《北征日记》中，成为研究罗禅征伐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