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标志之一,活跃于南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改编后,叶挺任军长,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国共两军在江南的矛盾暂时的趋于缓和,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双方的联系多了起来。然而,这种和平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41年的皖南事变不仅破坏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更给新四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许多令人费解的疑团不禁浮现眼前。

谜之一:走什么路线最为安全?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

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军和国民党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一次抉择,我们今天真的很难明白新四军北移时为何要选择这么一条绝路!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谜之二: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

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

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

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谜之三: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